崇祯自缢前最后几天，明朝文官士大夫言笑自若、丑态百出

公元1644年，甲申三月十六，李自成的大军大破昌平州，自沙河直逼平子门，北京城危在旦夕。身处禁宫的崇祯帝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日之间，连续三次召集大臣议事，妄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但是大臣的回答就像对他的临终关怀一样，苍白无力，敷衍了事。“辅臣及六部科道等官皆曰无害，藉圣天子威灵，不过坐困几日，拨云雾见青天耳。退朝之后诸臣言笑自若。”（陈济生《再生纪略》）。至此崇祯帝已经明白，在这个偌大的北京城里，大概真正关心战局的，只有他一个人：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了。但他不知道的是，他一向仰为股肱的这些大臣们，已经商量着如何开门迎接新主了。

据清吴庆坻《蕉廊脞录》记载，“京官凡有公事，必长班传单，以一纸列衔名。单到（同意）写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识长班亟行，叩其故，于袖中出所传单，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彦。此事万斯同面问魏提塘所说。....特此事绝奇，思宗孤立之势已成，至中官相倡率开门迎敌，可为痛哭者已。”这事真算的上中国历史上最奇葩的事件之一了。本来是开门投降的丑事，却还依照做官的惯例，郑重其事的完成自己做为明大臣的最后一次圈阅批示，其无耻的程度真令后人瞠目结舌。

如果罗列明朝灭亡的原因，士大夫的堕落腐朽，应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做为读书人出身的他们，丧失了知识阶层应有的品质和人格，他们将忠信孝悌挂在嘴边，将礼义廉耻写在纸上，却把功名利禄放在了心里，把厚颜无耻落实在了行动上。眼看从一个即将没落的强权中再也获得不了任何利益，随即迫不及待的向另一个强权摇尾乞怜。看看这些高官们在李自成进城之后的种种表演吧：兵部尚书张缙彦“率领文武官员，首倡劝进”，太史项煜“献金求大拜，以管仲魏征自命”，庶吉士梁兆阳“被贼召见，出语人新主待我甚恭”，庶吉士周钟“撰劝进表登基诏，献急下江南策，逢人便说牛老师极为欢赏”，庶吉士魏学廉“献平浙策，背刺骑驴，为贼驱驰”，周起“掌选得意，对人言宋堂翁待我极好”，国子监丞钱位坤“贼先不用，夤缘赴选，向人言明日我便非凡人”。据说牛金星为了试周钟的才学，出了题目，让他写文章。出的题目竟然是《士临危授命论》，真不知道这位号为“明代儒宗”的周先生如何下的去笔啊。真是丑态百出，言之令人齿冷。

看来还是崇祯帝有眼光，煤山之上，青幅三尺，了却残生，虽然驾崩的有点难看，最起码眼不见心不烦，不用再看这些臣子们的丑恶表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