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期疆域图
家臣的起源很早，如殷商卜辞所出现的“子商臣”就属一种家臣或家奴。家臣制度的确立是在西周时期，此时家臣组织的设置还比较简单，且主要集中在王室卿大夫家中。这主要是由于西周时期，天子是权力的核心，王权相对强大，家臣地位较低，参与政治核心的机会较少。春秋中期以来，家臣表现得非常活跃，随着各国卿大夫宗族和采邑的不断扩大，家臣制度得以不断完善，家臣阶层也逐渐成为一支较为庞大，且掌握一定权力，能对本国乃至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形成一定影响的力量。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卿大夫势力的扩大，各主要诸侯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强家大宗控制国政的情况。家臣作为卿大夫私属也随着家主势力的增强而从中受益，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高级家臣开始不安于家臣的职分，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桓子卒，栾祁与其老州宾通，几亡室矣。”有的以他们的主人为效仿对象，掌控卿大夫私家家政，甚至操国之权柄。如宋华驱之臣张匀、白任、郑翩等挟主乱宋等等。家臣叛主的问题由此凸显出来，这是周代权力重心继续下移的表现。综观家臣叛主问题，以鲁国最为严重，影响力也最大，仅昭、定、哀三世，就发生了六次家臣叛乱。
周文王画像
鲁国的家臣叛乱既标志着家臣势力达到了顶点，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了传统家臣制的衰落和灭亡。家臣制度是周代宗法、分封、采邑等周代重要政治制度的产物，并与这些重要的政治制度相辅相成、密切相关。家臣制曾经同这些重要的制度一道在维护和稳定周代贵族统治秩序的过程中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然而，随着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脚步的加快，周代所有的制度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家臣制存在的基础遭到撼动，家臣制本身所存在的弊端一一暴露出来，社会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克服宗法贵族弊端的新的统治形式，这充分说明传统家臣制的衰亡已是在所难免，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一、家臣制衰亡的根本原因：封建领主制的全面崩溃
值春秋之世，封建领主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首先以授民授疆土为主要内容的分封制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政治关系的宗法制均遭到了破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周代等级秩序也随之被颠覆。诸侯主天子、大夫专诸侯、陪臣执国命等犯上僭越之举接连上演，周代政治总体上的分权体制和封闭的经济结构，必定会造成王纲解钮和权力下移。至春秋中叶以后，各主要诸侯国的重要卿族已由原来分封制下的基层政权而演变成为不受诸侯控制的独立王国。此等宗法世袭大小封主皆有土地、人民。卿、大夫宗族中有朝廷、群臣，更有所谓属大夫、邑宰等，与诸侯无异。可见，王权、君权强大时对卿大夫的制约作用显然已是丧失殆尽。
孟尝君剧照
与此同时，采邑作为分封制下最直接的表现形式，随着周代权力重心的下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体现为采邑的封授权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卿大夫的转变，这种转变过程是与周代权力重心的下移相一致的，卿大夫分封陪臣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分封制的穷途末路。且采邑制作为一种地方分权制，其自身也发生了从最初作为国家机器的辅助机构向国家机器组成部分的演变，这种演变的结果必将使原来比较原始而笨拙的国家机器陷入瘫痪状态。
正当卿大夫与公室、卿大夫之间为权力的争夺、土地和财产的攫取忙得不可开交之时，其家族内部的管理机构——家臣组织也渐渐地暴露出危险因素，一些位高权重的家臣们亲眼目睹公室凋零和卿族强大的过程，于是如法炮制，趁他们的主子无暇顾及家政和邑政之时，逐渐将卿大夫家族和采邑的掌控权抓在自己手中，最终酿成家臣叛主和“陪臣执国命”的惨祸。
家臣叛主现象的出现与“陪臣执国命”局面的形成，给本来趋于崩溃的封建领主制以致命的一击。可见，家臣制度起源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可它又反过来否定了产生自己的母体，破坏了自己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使自身也面临绝境。”家臣制是采邑制的直接附属物。家臣制的产生、发展、衰亡与采邑制是同步的，随着采邑制逐步被县制和封君制所取代，家臣制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春申君剧照
二、家臣制衰亡的间接原因：家臣流动性的增强
家臣作为卿大夫之私家臣属，在周代分封等级制度下，属于“士”这一阶层。其身份不同于奴隶，他们往往供职并依附于某个卿大夫之家，以田地为职禄，这种以土地为禄的方式从西周时期就已经确定并延续下来。对于世代供职于卿大夫之家，且地位较高的家臣，由于位高权重，和家主的关系非同一般，故而其禄田的数量就更非其他家臣可比了。
春秋时期，基本上沿袭了西周时期家臣以田为禄的情况。《国语·晋语四》载：“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隶食职，官宰食加。”所谓“士食田”，是指士享有禄田。韦昭云：“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加田是指大夫采邑以外的田地，“官宰食加”是指家臣以大夫采邑以外的田邑作为禄田。禄田是官吏按照等级所应当享有的正常俸禄，禄田的多少可随官职的升降而有所增减。赏田则是官吏因功在正常的俸禄之外得到的赏赐之田，与官职大小无关，且不随官职的升降而增减。
信陵君剧照
家宰是卿大夫之家臣中地位最高者，其田禄也应是最高的，故“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家臣作为卿大夫之私家官吏，除了有正常的俸禄外，还应有自己的田邑。这些田邑在性质上不同于禄田，家臣对其支配权较大，如《左传·昭公五年》载费宰南遗因助竖牛有功，竖牛“取东鄙三十邑以与南遗”。很显然具有卿大夫封邑的性质，既主其邑，又治其民。家臣的独立性由此逐渐增强，为“陪臣执国命”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春秋中后期，随着卿大夫势力的增长，家臣的权力也逐渐扩大， 甚至出现了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卿大夫采邑性质的封邑，这大概是卿大夫放手给家臣治邑权力时所未曾想到的。
春秋后期，贵族的职禄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谷禄制逐渐代替了田禄。所谓谷禄制，即不是授予贵族封邑食田，而是按其官职地位的不同授予其相应数量的谷物作为俸禄。这是由于土地资源在春秋后期的兼并战争中逐渐被划分完毕，随着兼并战争的加剧，封建制崩溃的步伐日益加快，下层贵族越来越多，而有限的土地已无法满足封邑之需，谷禄制显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孔子及其弟子都属于无封土之士，其职禄形式即以谷为禄，故而孔子感叹道：“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可见，自春秋中后期，谷禄制度得以广泛实施。
家臣作为贵族家政的基本官僚，其职禄形式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发生变化。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载：“ 通国事无论，骄士慢知者，则不朝也。此三者，婴之家俗，今子是无一焉。故婴非特食馈之长也，是以辞。”这里的“食馈”谓供给生活所需，“食”又特指俸禄的形式，即谷禄。家臣职禄形式从田禄到谷禄的转变，促进了家臣流动性的增强，原有牢固的家臣对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旋即被打破，家主与家臣之间的双向选择自由而频繁，体现了家臣作为贵族家政的基本组织正在积极参与着激烈的社会变革。
平原君剧照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血缘宗法关系的减弱对家臣流动性的增强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春秋时期，井田制的破坏和土地私有制不断发展，使“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等级结构发生变化。对一些丧家失地的大小封君及贵族等级结构中最底层的靠“食田”为生的“士”来说，委身权门、充当家臣不失为他们谋求生计的一种方式。伴随着土地私有化进程的加快，春秋时期商品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如富甲一方的齐国都城临淄就已成为当时国际化的大都市。
《左传》中有晏子更宅的记载，晏子之宅“近市”故而“湫益嚣尘”，虽如此，但是“朝夕得所求”很方便。足见当时临淄城商业区的繁华景象。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一方面改变了社会经济的整体面貌，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变动，“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僭越、谋逆、弑君之举便是这种风气形成后的鲜明写照。同时分封宗法制的不断衰败，造成的血缘关系松弛及对政治维护作用的日益削弱，宗法性家臣原有的稳定性此时可能成为钳制卿大夫家族自身发展的主要因素，甚至是危险因素。
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成为一些不安己分的家臣们用来和家主抗衡的基础，鲁国的家臣叛乱即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为了在激烈的战争中站稳脚跟，卿大夫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择臣标准，此时德才型家臣的作用和价值在庞大的家臣后备军中就被凸现出来。大量德才型家臣的出现，进一步表明单纯以血缘关系维系主臣关系的传统型家臣模式，显然已经不适应卿大夫私家势力日益膨胀的新形势。
孔子与学生们
三、家臣制衰亡的直接原因：“养士之风”的兴起
家臣势力的急剧膨胀令其家主们感到局促不安，鲁国家臣叛乱甚至“陪臣执国命”的局面更让国君和卿大夫无法容忍。同时，家臣叛乱使得季氏心有余悸，痛定思痛后，决定废弃对宗法性家臣的使用，而任用孔子之徒等新型家臣，由此迈出了家臣改革的重要一步。鲁国家臣制度上的变革突出地反映了传统宗法型家臣制度的没落，在春秋战国之际卿权向君权演变的过程中成为了战国时官僚制度的雏形。
鲁国对旧有家臣制度改革后，宗法性家臣的种种弊端被弭除，季孙氏和叔孙氏再也没有发生过家臣的叛乱。同时，大批原属下层贵族的“士”经过改革的分化整合，在卿大夫私家养士之风的感召下，纷纷投靠权门。如《左传·文公十四年》载：“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不惜为之罄尽家产，后终夺位为国君。卿大夫私家对大批“士”的接纳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家主与家臣旧有的主从关系逐渐向新的官僚体制过渡。
西周九鼎（构想图）
春秋时期，卿大夫私家之士，既有武士，也有权谋之士。到了战国初期，贵族们争相蓄养门客之风，更为士阶层的崛起搭建了有利的平台。战国四君子均“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齐“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楚“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魏信陵君更是礼贤下士：“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此时的士阶层作为一个极具创造力的阶层，其作用在战国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被完全显现出来。个人价值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对于他们来说，待价而沽，充当门客，服务于私家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阔步高谈于各诸侯国之间，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纵横捭阖才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如李斯曾为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范雎曾“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由此可见，他们只把委身权门作为接近国君，从而实现个人理想的一个跳板，这根本有别于旧式家臣对家主的人身依附。而对于卿大夫来说，门客的作用完全可以取代旧式家臣，且流动性大，没有长期发展私人势力以致叛主的机会，故而为卿大夫们所欢迎，由此也就取代了家臣。
参考文献：《史记》、《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周礼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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