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时期管理河道的五个机构

长江

自古人们就有沿河而居的习惯，河流孕育了中国古代文明，它为生命的存在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供应了必须的水源。以农耕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离不开河流，任何一个时代的发展都离不开河流。历代王朝十分重视河道管理，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宋三百余年，“灾异频数，不可胜纪”。其中“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日畜灾，岁必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足以说明河患问题之严重，宋朝对其之重视。频繁的水患灾害，促使宋朝探索有效的管理制度。宋初设有水部，但却无所职掌。河道管理之事归于三司修造案。宋仁宗皇祐三年之后，朝廷先后设河渠司、都水监掌管水政。其下又设修河司、河埽司等部门，形成了严密系统的管理机构，保证了河道管理的有序进行，加强了河道管理的力度。

一、水部司

水部司简称水部，最早见于三国曹魏时期。其后为历代所承袭并有所演变，据《唐六典》记载：“魏置水部郎中，历晋、宋、齐、后魏、北齐并有水部郎中，梁、陈为侍郎。后周冬官府有司水中大夫，隋文帝为水部侍郎，炀帝但曰水部郎......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檝、溉灌之利，咸总而举之。”

黄河

三国曹魏水部置水部郎中一员，之后名称有所变革。在宋、齐、梁、陈、后魏、北齐时期，水部隶属于都官（刑部）；隋唐时期，水部隶属于工部。唐代水部置有水部员外郎一人，为从六品上，主事二人，为从九品上，掌管水政。宋代水部司沿袭唐代旧制，隶属于工部。宋初，工部为闲散机构，置有“工部判部事一人，以两制以上充。凡城池土木工役，皆隶三司修造案”。可见，工部失去了前代原有的修造职能，所有城池土木工役，都归三司修造案所掌，水部司作为工部四司之一，也名存实亡，形同虚设。

元丰改制以后，水部司开始名副其实，职掌“川渎、河渠、津梁、舟楫、漕运、水碾硙之事，凡水之政令”，水部郎中为从六品，水部员外郎为正七品。南宋水部基本沿袭元丰改制后的制度，如建炎三年，水部郎中、员外郎“掌沟洫、津梁、舟楫、漕运之事，凡堤防决溢，疏导壅底，以时约束而计度其岁用之物。”。上述史料表明，南宋水部职掌并无明显变化，只是进一步制定了水部的责任赏罚制度。

宋太祖剧照

二、河渠司

河渠司在秦汉时期为“河渠署”，隋唐重置，“掌供川泽鱼醢之事……凡沟渠之开塞,渔捕之时禁，皆量其利害，而节其多少。每日供尚食鱼，及中书门下官应给者。若大祭祀，则供其乾鱼、鱼醢，以充笾、豆之实。凡诸司应给鱼及冬藏者，每岁支钱二十万送都水，命河渠以时价市供之”。隋唐时期，河渠署主要管理沟渠开凿、渔捕时禁之事。供应朝廷及官吏食鱼需求成为其主要任务。宋朝自立国之初，就十分重视河道治理问题，“艺祖开国，首浚诸河”。即使如此，宋初却无专门负责管理河道的机构，“凡城池土木工役，皆隶三司修造案”，水部却无所职掌。

宋仁宗皇祐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三司请置河渠一司，专提举黄、汴等河堤功料事”。河渠司隶属于三司，是专门管理河道事务的机构。即自建隆元年至皇祐三年的91年间，宋朝工程修造事务一直由三司修造案负责，河渠司是宋代设置的第一个河道管理机构。置有都大提举河渠司和勾当河渠司公事各一名，由谙熟水利的文臣升朝官差充，如至和二年，以殿中丞李仲昌为都大提举河渠司，“以仲昌知水利害，特任之也”。

宋仁宗剧照

河渠司在宋代可谓昙花一现，如嘉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诏置都水监，罢三司河渠司”。河渠司仅存在于宋仁宗朝，前后共经历七年。虽存在时间相对短暂，但却对河道管理机构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是一次重要的探索。河渠司在黄、汴等河流的管理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三、都水监

都水监的设置可以追溯到周朝“川衡”之官，汉武帝元鼎二年置有“水衡都尉”，其后名称屡变。自晋武帝始称“都水台”，隋文帝仁寿元年正式称“都水监”，掌河渠、川泽之政令。宋代都水监置于嘉祐三年。河渠司失职，促使宋朝探索更合理、更有效率的河道管理机构，是都水监设置的重要原因。如嘉祐二年，三司使张方平指出：“惠民、广济二河，皆所以致四方之货食以会京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近年以来，悉皆填壅”。又因“此诸河道皆是祖宗留心之地，国家大计所资，忽而不图，是亦有司之过矣”！

隋文帝杨坚

即由于宋朝认识不足，工程修造量虽大，但尽是无关紧要之地，河道问题关乎国家大计，历来受到重视，如今河渠司却疏于治理，导致河道阻滞，水运不通，严重影响到漕运。嘉祐三年十一月，朝廷罢河渠司置都水监的诏书更是切中要害，全面指出了河道管理存在的问题：“天下利害，系于水为深，自禹制横溃，功施于三代，而汉用平当领河堤，刘向护都水，皆当时名儒，风迹可观。近世以来，水官失职，稽诸令甲，品秩犹存......其置在京都水监，凡内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应官属及本司合行条制，中书门下裁处以闻。其罢三司河渠司，以御史知杂吕景初判监盐铁判官，领河渠司事杨佐同判，河渠司勾当公事孙琳、王叔夏知监丞事。”

诏书反映出的信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宋朝认识到水利与国家利害息息相关；第二，指出专置水官职守，可以明确责任权限，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失职；第三，命都水监掌内外河渠之政令。宋代都水监置“判监事一人，以员外郎以上充；同判监一人，以朝官以上充；丞二人，主簿一人，并以京朝官充。掌内外河渠堤堰之事”。都水监在设置之初，选拔文官担任，后来则“依元丰法，通差文武官”。绍兴九年，都水监“复置南北外都水丞各一员，南丞于应天府，北丞于东京置司”。绍兴十年，都水监被废除，“都水事归于工部不复置官”。都水监在宋代共存在了82年，参与国家河渠政令的制定，疏导治理河道，在宋代河道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隋炀帝杨广

四、修河司

北宋仁宗时期，黄河泛滥成灾，朝廷先后设河渠司、都水监治理河道。在地方上设修河司，修河司全称“都大提举修河司”，简称“都大司”，先后隶属于河渠司和都水监。关于修河司的记载，最早见于嘉祐元年，河渠司罢除之后，隶属于都水监，是地方修河机构。宋哲宗元祐年间，修河司屡罢屡置，有时仅相隔数月。元祐五年十月二日，因黄河回河失败，修河司被彻底废除。

修河司设置在黄河沿岸，“须是已有兴修去处，始立提举修河司总领其事”。宋神宗元丰三年八月，黄河南岸分别在“怀、卫、西京、河阴、酸枣、白马”四处设都大提举修河司；黄河北岸分别在“澶、濮、金堤东流南、北两岸”四处设都大提举修河司，共八处治所。修河司有一支庞大的队伍，有“官吏几百余人，诸州催促物料使臣四五十员”，负责黄河的修治及管理等任务。充足的组织队伍，保障了治理任务的及时完成，有助于河道管理的加强。

唐太宗剧照

五、河埽司

宋初已有河埽之建置，如宋太宗淳化二年三月，诏：“长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经度行视河堤，勿致坏隳，违者当寘于法。”可见，宋太宗淳化年间已建置有河埽，设有主埽使臣，负责巡视河堤，维护河堤安全，并制有法律，管理严格。宋代河埽司的正称见于宋哲宗元祐五年十一月。关于河埽司的官员组成及选官之制记载如下：河埽司有“大小使臣一百六十余员，并委监丞已上奏举，其所举未必习知水事”。针对这一问题，元丰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知都水监主簿公事李士良提出：“欲乞今后河埽罢举官之制，并委审官西院、三班院选差”，得到允许。河埽司在嘉祐三年之后隶属于都水监。

河道

关于河埽司的职掌，概括来讲主要有三点：第一，巡视河堤，保证安全。该职能上文已经论及，此不赘述。第二，筹备埽料，修治河埽。如元丰元年十一月，“自曹村决溢后，诸埽物料遂无生计准备，乞支见钱二十万缗，趁时市稍草封桩，如来年河埽无事，自可兑充次年”。第三，合调兵夫，指挥工役。如元祐七年八月，“所有本路沟河夫数，并于管下以远州县均差趱那，近里州县夫应副河埽役使”。又如元符二年，“请自今河埽岁调春夫，并依旧条差拨正夫赴役”。以上表明，河埽司不仅是管理机构，而且参与河道的修治工役。宋代河埽设置于河道沿岸，在河埽处设置有埽所，其下又设铺屋，形成了系统的层级管理模式，是河道管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的表现。总之，宋代河道管理机构在河道管理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无论是北宋河道管理的双轨制模式，还是南宋河道管理的单轨制模式，都在宋代河道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四明志 》、《河防通议》、《宋史》、《宋会要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