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训中的“读书”

家训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家训都是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和传承，有家长对孩子的直接训示、亲自教诲，也有兄长对弟妹的劝勉，夫妻之间的嘱托，还有后辈贤达者对长辈、弟对兄的建议和要求。历代家训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比如“读书”，古代名人在家训中是如何要求的呢！

韩愈关于读书的家训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的，目的是“教子勤奋读书”。韩愈的儿子韩昶，少年时十分贪玩，不喜欢读书。为了教育儿子勤奋学习，以便日后考取功名，韩愈专门写了一首《符读书城南》诗。在诗中以讲故事的形式强调学习的重要意义。诗中以两个小孩作比，说人初生之时并没有贤愚之分，如同一鱼群中的鱼儿一样，没有一点差别。人的差别是在后来的，如两个孩子一个读书，一个不读书，长大后就形成了“一龙一猪”的区别等等，形象生动，也通俗易懂。韩愈曾说：“人不同古今，马牛而襟裾。”一个人不能通过勤奋读书而通晓古今之事，是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人，与穿着衣服的畜生就没有两样了。

曾国藩的家训是“耕读”两不误。主要体现在家书中，他在一封家信中提到：“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一切不可有损架子而不为也。”意思是说，要教育孩子，在读书用功之外，还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以及一些日常劳作，培养自理能力，不能为了摆架子就不去做。在另一封家书提到：“我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需坐轿、不需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为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诚孩子，应该以勤劳为本，除了自理家务外，还应该一半时间读书，一半时间耕田劳作，以此来做到“耕读相兼”。“耕”与“读”，曾国藩将其立为“永久家训”，以诫后人。

左宗棠的家训是“读书以明理”。左宗棠在给他的长子左孝威的信中提到了读书的作用。他说：“尔年已渐长，读书最为要事。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做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什么人物？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做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己……读书要循序渐进，熟读深思，务在从溶涵泳，以博其义理之趣……只要尔读书明理，将来做一个好秀才，即是大幸。”

司马光之母聂氏重在开发孩子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司马光，家喻户晓，那个砸缸救同伴的小男孩，6岁开始读书，由于父亲忙于公务，母亲便承担起儿子的启蒙教育。司马光是个急脾气，读书学习常常只图进度而不求甚解，比如一篇文章连读几遍也不能牢记在心。常常是同窗们都熟背课文了，可他还是心中了无痕迹。母亲聂氏知道了儿子读书的毛病，耐心地劝导他说，学习，不可急于求成，要勤于思考，不能机械的为了背诵而背诵。为了培养自己读书的耐心，司马光自己在别人游戏的时候，一个人找个清静的地方心无旁骛地苦苦攻读，直到能在母亲面前把书全部背通下来才去玩。

聂氏看到儿子对读书越来越有兴趣，便着手循序渐进地加深课文的内容并有意识地开发孩子的创新思维，自己编排了许多开发创造力的游戏和司马光一起玩。司马光7岁时不仅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解《左氏春秋)，而且能自编故事讲给母亲听。这时候的他，已经表现出远超同龄孩子的创造力。成年后的司马光沿着读书做官仕进之路节节高升，多数时间是任学士、翰林等闲职。他一生光明廉洁，历来传为佳话。

梁启超的教育和培养孩子更为科学，他主张以引导而不是改造孩子。梁启超有9个孩子，个个都是栋梁之材，成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如何使9个儿女在不同领域都成龙成风呢？这自然要得益于他独特的教子之法。首先是与孩子做朋友，充分尊重孩子，从每个孩子的个性入手，耐心引导孩子正确地走好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梁启超能够精确地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在生活中注意引导孩子对知识的兴趣，又尊重孩子的个性和意愿。这一点上，梁启超先生对子女的教育堪称当代父母的典范。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我们应该学习梁启超的教子之法，引导孩子去发掘属于自己的人生。（文／蔡驷读历史 图／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