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婚嫁不须贪势家
源于孔门弟子颜回的颜氏家族素重家风培养和家训传承，从东晋时的南迁始祖颜含，到北朝的颜之推，再到清代的颜光敏，都有家规家训传世。颜含以孝友著称，封侯谥“靖”，治家教子，甚为缜密。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先祖靖侯戒子侄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这条便是“靖侯成规”。
颜之推把“靖侯成规”传之后世，说：“婚姻素对，靖侯成规。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或猥婿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婚姻要找清白人家，这是当年祖宗立下的老规矩。近世嫁娶，有接受彩礼卖女儿的，有用绢帛买进儿媳妇的，这些人比量对方父祖辈的家世，对彩礼斤斤计较，索取多而回报少，这和做买卖没有区别，以至于有的门庭里弄来个下流女婿，有的屋里主管权操纵在恶儿媳手中，贪荣求利，招来耻辱，婚姻大事能不审慎吗？
《颜氏家训》既然主张“婚姻素对”，不贪荣求利，因此女儿难免会嫁到家贫的婆家，颜之推特别提到要照顾和尊敬这些嫁到贫穷婆家的女儿：“女子既嫁，若是夫家贫乏，父母兄弟当量力周恤，不可坐视。其有贤行，当令子女媳妇敬事之。其或不幸夫死无依，归养于家可也。俗于亲戚富盛则加亲，衰落遂疏远，斯风最薄，所宜切戒。”到了清代，颜光敏作《颜氏家诫》，亦提到择姻须考虑对方是否家教良好，如果是贪图对方家财富厚，这是在教育孩子做不肖子孙。
《朱子治家格言》——要彩礼不如择良人
现在结婚，虽然全国各地的规矩并不完全一样，但基本上都是要给女方彩礼的。这本是礼俗，无可厚非，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礼有水涨船高之势，尤其是一些地方有什么“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等说法，娶妻成本高企，成了许多男方家庭难以承受的负担。清代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说的好：“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嫁女儿，要为她选择贤良的夫婿，不要索取贵重的聘礼；娶媳妇，须求贤淑的女子，不要贪图丰厚的嫁妆。重人而非钱财，才能缔结良缘。人本身配不上对方，才会拿彩礼、嫁妆补齐，正所谓“人不行钱来凑”。高额的彩礼不仅不能给新人带来幸福的婚后生活，反而为家庭矛盾埋下隐患。
《曾国藩家书》——看家世不如看家风
《曾国藩家书》有一句话：“联姻不必富室名门。”这不是他指导儿女婚姻的标准，而是他晚年在目睹四个女儿的不幸婚姻后悟出的痛切醒言。曾国藩有五个女儿，前四个女儿的婚姻都由他一手做主，她们嫁的都是和曾家门当户对的官宦之家，但生活皆不幸福。长女纪静，嫁的是曾国藩的同乡在翰林院任职的袁漱六的长子袁榆生。袁榆生是嗜酒好赌的花花公子，对家庭不负责任。纪静抑郁成疾，二十九岁而逝。次女纪耀，被许配给陈岱云的儿子陈松生。陈岱云是曾国藩的同榜进士加同乡好友，在庐州与太平军作战，兵败自刎，陈松生少年丧父，家境凄凉，家里事务全靠纪耀一人操持，因劳累过度，三十八岁而逝。三女纪琛嫁给了湘军大将罗泽南的二公子罗兆升。此人性情乖戾，纪琛在其早逝后守寡，其婆婆性情凶悍，为人刻薄，纪琛苦不堪言。四女纪纯嫁给了郭嵩焘的长子郭依永，郭依永虽才华横溢，但体质薄弱，二十一岁时英年早逝。结婚刚三年的纪纯独自抚养两个幼子，亦在三十五岁时病逝。曾国藩包办了女儿的婚姻，也造成了女儿的不幸，他自己总结原因为：过于看重家世，讲究门当户对，选的是其父而非本人。
曾国藩在联姻大事上，不只有痛心的教训，也有可资借鉴的经验。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谈道：“常家欲与我结婚，我所以不愿者，因闻常世兄最好恃父势作威福，衣服鲜明，仆从烜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乱我家规，诱我子弟好佚耳。”曾国藩在谈到弟弟婚事时讲明了自己的观点，之所以不同意弟弟与常家女子通婚就是因为常家的家风不好，常家的世兄最爱依仗他们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衣服鲜亮，仆人随从一大群，担心这样的家族教育出来的女子会有官宦人家骄傲奢侈的习气，败坏了我家的家规，引诱我家子弟贪图安逸。曾国藩为弟择姻与嫁女不同，不看家世看家风，这种做法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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