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去杭州一商场Adidas专柜买了一些换季产品，一双经典款跑鞋、两件不同的网球运动衫以及一件短夹克，总计1300元——大约标价的六五折。记得第一次买Adidas产品还是二十年前读初中时，当时也是国庆，我妈领着我去杭州大厦买了一双跑鞋、一条运动裤和一件夹克，总计1500元。当时的打折风气远不如今天来得猛烈，标价就是实价，所以相对来说，价格还是现在更划算。

过去二十年里，无论是人工、原材料还是房租其实都在涨，Adidas的价格理应一齐跟上，但事实并非如此，主要原因是，作为一家超级跨国公司，Adidas能够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组建供应链，并通过有计划的战略调整将价格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上。翻看所购产品的标签牌就能验证这一点，四件产品，一件产自中国，两件产自印尼，还有一件产自越南。这份产地清单是一份不完全的统计数据， 但是它所传达的信号强化了我的一个“片面”印象，即：中国部分产业已经并且会加速向东南亚转移，东南亚处在可持续的高速复兴期。

相信这股复兴潮将维持下去的，不仅有我，还有阿里巴巴。10月13日，世界银行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FC）和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世界银行年会上联合宣布，“启动10x1000科技普惠计划，计划在未来10年，每年为新兴市场国家培训1000名科技领军者”。据新闻报道，这个“10X1000科技普惠”计划将率先在印尼落地，培训领域将横跨电商、金融科技和云服务等技术行业。

可以猜想，普惠计划是阿里巴巴的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早先就有新闻报道，阿里巴巴决定收缩其在美国硅谷的投资业务，并有意将业务重心拉回中国和东南亚，而且截止去年，阿里巴巴也已经投了数十亿美元给东南亚的电商集团Lazada Group，并领投印尼电商Tokopedia。这些零碎信息都可以表明，阿里巴巴不仅感受到东南亚的复兴潮，而且还有意志投身这股潮流。

那么，问题来了：东南亚会持续复兴吗？如果要持续复兴，他会以哪种方式复兴？中国企业有机会享受到复兴红利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让我来解释下“复兴”这个概念。

何谓“复兴”

我之所以使用复兴这个概念，是为了照应“东亚奇迹”这个说法。“东亚奇迹”这一用语的最早官方出处是世界银行于1993年发布的名为《东亚奇迹》的研究报告，具体是指在上世纪下半叶发生于东亚的高速经济增长。

这份报告在序言中提到，“在1965-1990年间，东亚23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其他地区，这种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其中8个经济实体近乎奇迹般的增长：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的三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但是，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亚奇迹戛然而止，在此之后，这些经济实体开始进入漫长的恢复期和爬坡期。2003年，世界银行又组织经济学家写了一份名为《东亚奇迹的反思》的报告，某种意义上是在宣告对“东亚奇迹”这一概念的抛弃。

不过，我们依然可以沿用“东亚奇迹”这一概念，只要我们把中国纳入整个参考系，并且将观察周期从1990年代延续到今天，因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经济上的高速增长，虽然在整个过程中出现过一两年的磕磕碰碰，但总体而言，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一旦我们把中国纳入整个东亚来思考，就会发现，所谓的“东亚奇迹”其实并没有终结，而是以区域轮换的方式在延续，整个过程最早启动于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接着是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最近的就是中国。

轮换的发生可以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观测到，宏观上具体表现为数据的增长或降低，比如GDP、GNP、进出口数据、人均收入等都可作为参照，微观层面上则表现为产业的转移和流动、企业的拆并购等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瓶颈期，增长开始放缓，2017年的GDP增长率已经跌至7.0%以下。因为宏观数据是综合统计后获得的结论，所以可以推测，微观层面的企业衰退迹象已经先行于宏观数据而体现出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通货膨胀和人力成本上升等原因，2010年以来，江浙不少中小型企业接连倒闭，一些金属制品加工业和纺织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可以用作对比验证的是同一时期内的东南亚经济数据的增长，比如印尼，从2008年至2017年，GDP从5000亿美元上升到了一万亿美元。也正因为此，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东南亚正在经历复兴，即东亚奇迹的中心又轮换至了东南亚。

资本总是会对高回报率的地方表现得特别敏感，越是大资本越是如此，一来是他们拥有更多的信息和渠道，二来则是他们有分散风险的强大需求，三来则是有来自股东的压力。

从长期来看，阿里巴巴推行普惠计划的目的是在东南亚建立起一支完善的人才梯队，进而打造起一个能连通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之所以愿意接受邀请，把印尼作为普惠计划的落脚点，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看重了印尼在东南亚的区域优势。东南亚地区共有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总面积约457万平方千米。对于贸易巨头来说，人口最重要，因为人口意味着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整个东南亚人口总计6.25亿左右，其中，印尼人口占比超过三分之一，约2.6亿。就这点而言，阿里巴巴选择印尼作为落脚点是顺理成章之事。

如果能以印尼为辐射原点成功带动整个东南亚市场，那么毫无疑问，阿里巴巴将继续鼎盛二十年，但问题是，怎么才能成功呢？在我看来，阿里巴巴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政府怎么做而不是阿里巴巴的自身表现，因为在后发国家做投资，政治因素比市场因素更重要。

为什么政治因素看起来更重要呢？

就直观上来看，市场和政治往往是相对立的。市场的核心特征是个体的自由交换，它有离心性，政治却相反，权力的内在倾向是控制，它是向心的。政治一旦过于强大，市场就会受到抑制，但政治的运作是有成本的，需要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因为财政的来源是通过对商业行为抽税获得，所以政治必须时刻遏制自己对于市场的控制欲，以免竭泽而渔。因此，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政府应该服务于市场而不是控制市场，因为人民对国家的主要期望是物质财富的持续增长。

然而，这样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因为市场和政治之间并不总是泾渭分明，比如，政治所要处理的问题是繁复的，除了需要促进物质持续积累外，还要保证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即便冲突时间很短暂，它也不得不牺牲市场。同理，市场也并非总是纯粹，当某些利益团体过于强大时，他会有天然倾向嵌入影响政治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美国一些工会，就利用各种手段强化自己的利益，最终搞垮企业。

在经济学家的眼里，国家的模型是一维的，可以称之为治理模型，但是在社会学家眼里，国家的模型是二维的，即治理+统治模型。治理强调分配，目标是平衡共同体内各团体的利益诉求，统治强调控制，目标是维持共同体的完整、安全与秩序。虽然所有国家都会同时面临统治和治理的问题，但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统治往往摆在优先于治理的地位，一个原因是后发国家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以疏导内部冲突，另一个原因则是人口流动的规律所致。

国家的三要素是领土、人口和主权，人口走光了，国家建构也就失败了，反过来说，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人口必须被留下来。先发国家由于拥有更多的市场机会和福利保障，所以放到全世界范围来看，他总是能从其他地区吸引更多的人口，凭借着强大的积聚能力，他能把更多的政治资源放在治理而非统治事宜上。后发国家却相反，由于缺乏相应机会和福利保障，相对于先发国家而言，始终需要处理人口流失的问题，尤其担心精英群体的集体出走。

但是，国家发展无法一蹴而就，不可能说今天要发展明天就发达，它需要时间，所以为了减缓人口外流的压力，后发国家必须想尽办法压缩发展周期，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缩小自己与先发国家的差距。正是出于这一点的考虑，以出口为导向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产业政策在上世纪下半叶成了诸多东亚各国的主要治理手段之一，因为它能在宏观层面上划定最清晰的目标、减少探索成本，但坏处是，“很容易做过头”，因为过渡依赖政府的宏观把控，外加政府见到政策成效后会形成惯性的路径依赖，市场各行为主体会对环境——尤其是需求端——变得不敏感，一旦因生产过剩、销售滞胀导致现金流中断的情况发生时，债务危机就会爆发。

经济学家批评产业政策和计划经济导致市场扭曲，逻辑是没错的，因为隐性风险会加重，但他们的批评又缺乏具体的情景认识，因为他们忽视了后发国家和先发国家在心理构成、政治资源以及所面临问题的紧迫性方面有着巨大差异，从实践层面看，后发国家不可能像先发国家那样坦然行动，以至于认为必须加大政治杠杆。所以我以为，正是外部压力加内部压力所构成的诸多限制性条件才使得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产业政策成了后发国家的最优选择。

这里需要提醒一下的是，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产业政策或计划经济进行任何价值判断上的辩护，而是在解释后发国家的行动逻辑。也正是基于行动逻辑的考量，所以我才强调政府作用的显著性，认为在分析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时，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政治而非市场层面。显然，以印尼为地理中心的整个东南亚世界几乎都是后发国家（新加坡除外），因此在我看来，“阿里巴巴在东南亚的战略计划到底能否成功主要还是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做法而非企业本身”。

那么，东南亚各政府会怎么做呢？我们不妨以印尼为引子猜想一下。

关于未来的猜想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先知道印尼的现状。虽然印尼的人均GDP只有3700美元，不足中国的一半，全国GDP也只有一万亿美元左右，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但是他的潜力不容小觑，尤其在一些基础性条件方面，他比大多数人都要想象得好：

第一，印尼是一个多民族但同质性较高的国家。印尼国内最大的民族是爪哇族（Jawa），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2%，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均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巽他族（Sunda），占比14%；马都拉族（Madura），占比7.5%。虽然除第一大族以外的人口也很多，并且都有各自的民族语言，但不会危机主权认同，因为苏哈托在当政时期（1967至1998年）执行了强硬的统一语言政策，使得目前几乎所有人都能流利地讲官方的印尼语。统一语言带来的好处有二，在文化和意识层面上，有助于构建国家及主权认同以避免分裂，在具体的经济和政治行动层面，有助个体流动，使个体能够实践更广泛的社会活动，比如迁移。

反例可以参看印度，印度人口是印尼的五倍，但GDP仅为后者的一半，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语言问题造成的自然隔离。印度共有1600多种语言和方言，宪法规定的联邦官方语言就有18种，其中使用人数超过百万的达33种，行政和司法用语则为英语。虽然印度政治制度层面早已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以语言为标志的种姓制度在社会层面完好地保留了下来，由于大量人口因语言隔阂无法自由迁移，所以不得不居留于农村。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的发展必须以工业化为基础，但工业化又需要以城市化辅佐，但语言隔阂使得印度城市化进程缓慢，从而抑制了工业化。

第二，印尼的民主化进程比较成功——目前来看至少如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引发印尼国内债务危机爆发、失业加剧，国家的政治正当性受到了冲击。没多久，经济危机就引发了政治危机，政治反对派要求当时的总统苏哈托下台，以终结维持了三十多年的中央集权体制，军方起初表态支持苏哈托，但几天之后又改为支持反对派，在国会的压力下，苏哈托宣布辞职。副总统哈比比继任总统，随即推动政党的自由注册，重制了宪法，于次年组织民主选举。在2002至2003年期间，印尼的人民协商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国会通过一系列法律，全方位完善了选举法、政党法，并且在法律层面推动了警察和军队的中立化。印尼在没有流血的政变下实现了和平演变，2004年之后，重新进入“繁荣期”。

印尼的民主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有一支较为完善的技术官僚团队。1982年之前，印尼一直是吃资源饭的。1975年，印尼的油气和矿产方面的产值占GNP比为20.5%，到了1980年，上升至26.5%。但是石油辉煌年代于1982年终结了，为了避免因石油红利的消失而陷入国家危机，苏哈托通过积极的改革和产业政策的推进，不仅摆脱了石油经济，还推动建立了一系列的非油气产业。与此同时，产业政策帮助训练出了一支较为务实的技术官僚团队，虽然产业政策和之后发生的债务危机拖不了干系，但是技术官僚的“优良作风”形成了。

1997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虽然印尼受到了严重冲击，但是没有冲跨官僚阶层，在之后的金融改革方面，技术官僚团体及时吸取了经验和教训。在民主化之后，国家政治也没有陷入旷日持久的政党政治，而是在技术官僚的协助下，继续改革金融机构、保障民生并且优化各个国家部门，全方位完善了社会的安全机制。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印尼虽然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还是安然无恙，民主化也没有发生退潮。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印尼将会继续繁荣，其复兴期也会延长。如果印尼的复兴能够带动整个东南亚，那么东南亚的前景将是无比乐观的。

总结：中国企业有望取得复兴红利吗？

重新回到开头，中国企业有望从东南亚的复兴中分享崛起红利吗？

我相信是有的。就印尼来说，整个国家已经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司法和政治系统，而且获得了巩固，从现有条件来看，足以为资本发展营造出一个可预判的稳定环境。这意味着，无论是从微观的企业层面还是从较为中观的产业层面看，技术、知识和资本都有机会实现累进性发展。就这点来说，阿里巴巴的普惠计划肯定是划算的，只要资金充足，就不用担心会因外力而中断。

其次，印尼人口占东南亚总人口超过三分之一，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占据绝对的主导优势，所以他们的成功能形成激烈的积聚效应，进而从周边国家析出资源。这意味着，他会给周边国家带去强烈的制度同构压力，倒逼其他国家改善政治环境。反过来说，周边国家若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就不得不向印尼学习，以避免人口和资源的流失。

结合两点，我们可以预测的是，为了吸引国际资本，印尼以及周边国家会想尽办法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为吸引外国资本竞相推出各种优惠政策——短期可能会有反例。这对于急需走出去的中国资本而言，无论如何都算是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