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对外投资的变化与创新方式
尤其是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动的背景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代表的高质量对外开放尤为重要。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总结概括了新时代我国经济的基础特征,并对未来经济工作作出重要布署: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以投资带动贸易和产业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却呈下降趋势,一些欧美国家正试图构建全球经济“新格局”,这势必会对我国对外投资产生负面影响。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一些国家对我国投资限制的矛盾,有必要梳理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的变化,并对我国对外投资方式进行改革与创新。
自2000年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以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逐步扩大。2002-2016年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年均增长率达35.8%。2015-2016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超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成为资本净流出国。事实上,我国对外投资的增长伴随着一系列问题,例如过去十年因盲目投资而导致初期投资的损失,资本外流本是逐利行为,利益损失的结果表明一些对外投资缺乏理性和效率。2017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29.4%,形成2002年以来增速后的首次下降(见图1),同时逆转了2016年资本净流出的局面。相关数据的变化显示出我国对外投资环境和局势的变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我国“走出去”政策实施更为规范,风险防范意识增强。
截至2016年末,在我国对外投资存量中,公有制经济约占七成,非公经济约占三成;对外投资流量中公有制经济约占三成,非公经济约占七成。从企业数量来看,2006年,以央企为主的对外投资主体(占76.4%)结构,到2016年已经变成地方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占主体地位(占87.4%)。
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32.6%)、制造业(占比15.8%)、采矿业(占比11.5%)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占比9.5%)。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表明我国对外投资非理性行为得到遏制,更注重高质量发展。
2000-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2858起案例中,2515起为跨国并购案例。到2018年,出现了绿地投资、联合投资、股权置换等新的对外投资方式。2018年上半年,相关企业共实施并购项目140起,分布在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国民经济16个行业大类,实际交易总额261.1亿美元。尤其是在制造业,通过互联网和智能化高新技术的推动,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推广了企业形象,拓宽了销售渠道,促进了我国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
近年来,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中国在参与国际贸易、促进全球经济稳定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对外投资规模逐年增大。然而,伴随着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激化,一些发达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恶化。根据统计,我国近两年对外投资并购被撤回数量超过总投资案例的10%。国际环境的恶化,倒逼中国不得不寻找新的投资方式以谋求持续发展。
资本流出规模的持续扩大对我国对外投资创新提出进一步要求,为应对国内外投资环境与形势的变化,顺应我国对外投资已逐步改善的方向,响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高质量发展”和“稳中求进”的要求,应当进一步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使我国对外投资更为稳健,在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中更具优势。
在宏观政策引导方面,我国有关部门可结合当前变动中的对外投资国际形势,提出灵活稳健的应对措施,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规划体系。在投资动机方面,相关政策应支持企业对外投资的市场性,鼓励企业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商业发展战略。在对外发展方面,可推动与各国政府合作机制的构建,我国尤其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鼓励全国、地方投资及行业协会服务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以此形成国家、地方等多层次推动我国对外投资的体系;在金融创新引导方面,继续鼓励多元化的投融资方式,鼓励丝路基金、双边基金、中拉产能合作基金等健康发展,同时加强风险防范,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在风险监控方面,应将风险问题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准确合理监测我国对外投资数据,完善相关统计数据,以形成对我国对外投资形势的清晰把控,精准识别风险,并进行针对性的防范。应健全我国跨境投资企业的法律保护制度,促进国家间的安全合作。
在投资模式方面,我国金融机构应进行积极创新,为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具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前,应至少进行三方面准备:第一,需对东道国的营商环境进行考察,对其投资风险作初步评估;第二,需对目标市场和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可结合国内外会计、律师事务所以及投资银行对其财务和法律等情况进行了解,以防范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出现的风险,并提出缓释风险的方法,对于目标企业,应选择与本身发展相契合、能够弥补自身短板业务的企业项目;第三,需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根据对东道国、目标市场和目标企业的风险评估,提出切实有效的事前风险防范措施,完善相关体系。
同时,企业投资后也需要重视后续的整合、管理和服务工作。除了在业务领域实现对接,还应关注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的融合,做好对当地政治、人文环境、市场和技术的适应工作,也可雇佣当地员工,实现多方位的充分融入。投后管理方面,应加强运营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应对风险和突发问题的防范水平,完善投后管理机制,使风险得以监测和控制。有关部门应增强对外投资的监管能力,整合管理资源,更好地服务企业,有效地打通退出渠道,以此保障对外投资企业的利益。
二.海外并购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呈现波动上升状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走出去,希望通过并购,嵌入全球价值链,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与能力。从并购目的和方向上来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已经由片面追求资源、品牌和市场规模,逐渐转向注重产业链整合、技术外溢,致力于通过海外并购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
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2002年以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无论是在规模还是数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的企业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跨国公司纷纷采取紧缩的发展战略,中国企业抓住机遇,不断对外进行兼并与收购,获取海外优质资产。
如上图所示,1997年至今,我国企业参与海外并购的数量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交易金额呈现波动增长的趋势,并分别在2009年、2011年和2016年前后达到峰值。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同比增长246%,2017年受国家政策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总金额有所降低,并购数量有所减少,步伐有所减缓,但热度仍在。
海外并购可以从多个角度去影响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虽然海外并购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带来多种机遇,但如果把控不好,反而会使企业陷入创新困境。所以中国企业需要把控好并购的各个环节,做好企业内部的调控和配置,使并购效果正向最大化。
并购方应正确识别双方资源特性,避免盲目并购与整合。企业参与海外并购是一项国际化活动,交易的每个阶段都对并购结果至关重要。在并购前期,企业应该对并购标的进行充分的调查,综合考虑国家、行业和企业层面的信息,选择并购目标,并对目标方企业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对目标方资源与自身资源进行精准的识别和评估。并购中期,谨慎谈判,发现问题,双方合作提出完整的并购方案,实现双赢。并购后期,合理配置资源,整合双方企业的优势,提高企业的基础知识、管理能力、综合治理能力。
研究表明,目标企业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技术环境对于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的目标与效果有着显著影响。同时,企业的异质性也会影响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成效,如中国企业所在的行业、所有制性质、存续时间长短等均会影响最终技术创新的效果。因此,在并购业务发生之前,必须做详尽而审慎的评估。
在参与海外并购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的本身研发投入对并购后企业的技术创新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应该加大自身的研发投入,培养技术型人才,提高自身的研发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海外并购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