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与协同——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成都模式”

　　近年来，成都市以深化“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两项国家级试点工作为契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成效显著。2017年，文化部等五部委《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为成都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取得新发展提供了指南。

　　成都市文化馆作为副省级城市中心馆，在积极对接领导单位畅通信息、争取支持的同时，还通过“学、议、辅”三项务实举措，积极发挥中心馆在理论研讨、平台搭建、人才支持等方面的作用：在市级刊物开设“总分馆制”专栏；召开全市文化馆馆长“总分馆制”专题会议；深入全市各街道、乡镇综合文化站宣讲“总分馆制”核心要义。在这个过程里，各级单位群策群力，相互促进。通过横向协同盘活社会资源、纵向主导实现资源共享、社会运营提高管理能力，创新性的三大模式全方位立体化地将文化资源渗透进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利用自己的地域特点和人文优势来实现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总分馆制”，因地制宜走出自己的“成都模式”，用扎扎实实的建设和实践给出了成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答案。

　　横向协同：总分馆制激活成都文化阵地

　　在成都，书院、剧场、书店、曲艺馆、茶室等社会文化机构及高品质配套空间，正在共同积极参与这场创新实践。

　　经典的国学讲座、精彩的曲艺表演、绝美的汉风吟诵……这些过去的“阳春白雪”出现在成都的街头巷尾，在锦江区文化分馆古色古香川西民居里，唾手可得。近年来，锦江区文化馆“艺术特色分馆”分别与成都明伦书院、川剧研究院、子曰书院、大慈雅韵茶堂、锦官驿小学合作，建成“国学馆”“川剧馆”“文学馆”“曲艺馆”“非遗馆”5个艺术特色分馆。其中，国学馆不仅请来全国文化牛人讲座，已开数届的川汉国是论坛还荟萃了西班牙沙拉曼卡大学、加拿大皇后大学及国内著名高校教授和学子一同论道。

　　锦江区还大胆提出了城市楼宇“一楼文化”的设想，倡导使用楼宇里人群广泛集散的公共空间，以静态展览、动态展演和信息交换空间，将“一楼文化”打造成国家政策、城市文化形象的宣传平台和楼宇文化的展示平台，可以说是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服务阵地和服务功能“武装到了牙齿”。

　　此外，郫都区文化馆整合高校、青少年宫资源建设分馆，并引导社会培训机构作为分馆承担全民文化艺术普及工作，通过以奖代补、政府授牌、全过程监督等举措确保服务品质。双流区文化馆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具有差异化、特色化的分馆建设，并对建设运行较好的分馆予以项目和资金上的支持。

　　表面是空间与空间的贯穿，实际是优势资源与创新理念的交融。以空间为载体，成都市的总分馆制探索正在击穿陈旧思维的壁垒，整合社会分工。

　　纵向主导：总分馆制改变成都生活方式

　　在成都，以总馆为主导，资源共享、运行高效的总分馆体系，依托“区县文化馆—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社区文化活动室”三级公共文化阵地及“区县文化馆—收编的公建配套空间”等形式，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作为全国第一所让市民免费接受艺术培训、全国唯一一所下辖十二个分校，并配备特色乐器，让市民免费培训的艺术学校，龙泉驿区市民文化艺术学校真正实现了让艺术无障碍地走进了百姓的生活。政府采购全买单，市民学习“零消费”，包括声乐、京剧声腔、钢琴、电子琴、手风琴、二胡、葫芦丝、古筝、书法、美术等约30个门类的艺术学校，每年有1.2万人接受文化艺术培训。 每一个为生活打拼的人都能在这里暂时停下匆忙的脚步，倾听一首歌曲，学习一门乐器，给予心灵以文化的慰藉。

　　2009年12个街镇乡市民艺术分校成立后，“1+12+N”的三级办学管理模式正式定型。这十二个分校同时也是十二个百人特色乐器队伍，其中包括大面小提琴、同安军鼓、十陵二胡、洛带琵琶、柏合古琴、西河吉他等十二个门类，被称“一镇一品”。真正受益的还是群众，“别看我们生活在乡镇，但我们享受的文化生活一点也不比城里人差。”龙泉驿区洪河镇恋日家园小区的舒女士面对媒体，一脸骄傲。

　　而在成都市金牛区，不仅统一聘用各街道专职文化专干，同时，聘请600支基层文艺团队的负责人和业务骨干成为区文化馆的编外业务干部。

　　成华区文化馆探索将区政府回购的部分公建配套空间，以及楼盘招商回馈的公共空间用作区文化馆直属分馆，统一管理运营。

　　作为引领群众文化生活的主阵地，文化馆如何在飞速发展的今天焕发出新的文化力量，并让文化成果惠及到每一个人，真正实现文化自信，成都的文化馆“总分馆制”始终走在实践的路上。

　　社会运营：让“民间达人”共同繁荣文化

　　黄俊棋是一名90后舞蹈教师，也是川内第一个拿到国际国标舞国际裁判资格的90后。大学毕业后，黄俊棋选择回到家乡崇州创业，他发现了文化院坝的创业机会，其中一个就在他的老家崇平镇。短时间内，黄俊棋在三个文化院坝成立文化活动小分队30多支，参加的志愿者达到500多人。此外，黄俊棋还在这些乡镇文化站免费开展少儿舞蹈培训，并在文化院坝建成了舞蹈考级点，让农村孩子不用去成都就可以考级。

　　虽说还是教舞蹈的老本行，可他的身份却不再仅仅是老师，还多了一个从来没听过的新名词——“文化管家”。

　　这正是崇州积极实践总分馆制的实践结晶，“文化管家”模式不仅受到了中宣部、文化部、省、市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还被中央电视台、中国文化报、中国文明网、《四川日报》、《成都日报》、成都电视台等各级媒体采访报道。

　　崇州解决了乡镇文化站功能单一问题，探索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民众参与”的“文化管家”模式，为文化馆运营管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这里严格实行文化站“标准化”建设，功能集成、标准统一的文化院坝，风格统一的宣传栏、公示栏、标识标牌……焕然一新的文化场所让城里人觉得新奇，当地人觉得“洋气”。

　　这里打造“个性化”乡镇，充分挖掘各乡镇特色文化，形成“一院一坝一品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编传承人坐镇的道明镇，相传是成吉思汗后人的聚居地桤泉镇群安村成立了“骆学林讲堂”，跆拳道、太极拳、足球等体育爱好者聚集的街子镇……乡镇在这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文化符号。

　　这里推行“社会化”建设，与社会能人一同助推文化繁荣，尝试公益服务和有偿服务的有机结合。百年老字号易笔坊、易家墨、易草鞋的“复活”，退休干部罗同宇的“乡村少年合唱团”，从事舞蹈教学30多年的唐红的20多支舞蹈队，无一不极大地提升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档次。专业化服务和管理也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多样化。

　　“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民众参与”的崇州文化管家模式的探索实践，实现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充分利用，使公共文化服务更加持续和生动，取得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成效。目前，崇州市25个乡镇文化院坝全部由专业化团队提供服务，注册文化志愿者2200余人。

　　此外，武侯区总馆社会化采取“1+N+1”的模式，即：1个基础团队承担阵地的日常管理运营；N个项目分包委托；1家第三方评估公司进行全过程监督。充分实现人、财、物的流畅调配，降低成本。

　　借助社会专业机构的创新创意能力、管理运行能力以及在人、财、物配置上的灵活性，成都在总分馆制的运营探索中，尝到了甜头。

　　在成都，“总分馆制”正在切实地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乡村文化馆不再唱“独角戏”、成为“信息孤岛”，而是迎来上下横向多方联动、信息资源共享。全市文化馆系统在体制机制上正在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场馆建设、人员编制、优质资源配置等多方面实现区域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资源畅快流动。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不能缺失文化馆这一公共服务领域，而当下的这些探索和实现，都在以文化为魂，通过创新创造，植入天府文化，呈现天府文化的历史魅力，彰显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时代活力，也在成为推动成都城市能级提升，开启千年新变的新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