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汇的这一开场白，立刻吸引了与会者的注意力。据他介绍，气候变化后，除高温热浪外，人类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就是全球暴雨和洪水的增加。以上海徐家汇为例，上海有长达100多年的一小时暴雨量统计，即一小时雨下的有多大。数据显示，100多年来，其小时降雨量在不断上升，尤其是1960年代以后上升速度更快。“城市化是气候变化的一个反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逢雨必涝，而且，越是繁华的地方雨量越大。”丁一汇说。
与丁一汇不谋而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IPCC）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翟盘茂表示，城市对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有研究表明，城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75%以上；同时，城市建筑集中、人口密集、交通繁忙、暴露度大和脆弱性强，是气候变化高风险区。
“受全球变化和城市化效应双重影响，未来城市极端事件发生概率将进一步增加。”翟盘茂强调，近30多年中国7个超大城市升温速度比全球平均升温速度更加明显，如果全球平均增长1℃，我们的大城市已经增加了2℃。
在研究中，丁一汇曾对上海贸易中心做了一个淹没情景图，结果显示，在气候变暖2℃时，由于海平面上升，陆家嘴有一半将被淹没，在4℃时，就要被全部淹没。
面对如此风险，人类该如何应对？“适应、减缓。”丁一汇说，必须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按照《巴黎协定》的约定，在1.5℃—2℃升温下，中国将在2030年总排放量达到峰值。这是中国科学家对未来走低碳发展之路所做的碳排放的预算，如果不走这条路，碳排放就不能达标，由此带来的环境和气候问题也将不可逆。
至于低碳之路具体该怎么走，丁一汇表示，就是淘汰化石能源以及落后产能，让煤、石油、天然气等退出能源历史舞台，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清洁能源。“在过去10—15年，美国、欧洲通过走这条路，实现了保护环境与发展的双赢，中国也可以。”丁一汇说。
就此问题，翟盘茂表示，城市在全球变暖和城市化同时影响下，其致灾因子在增强，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治理和适应减缓措施，来减少人们的风险。事实上，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城市也有着独特的优势。如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的资金、政策、技术等，这些在城市里都是很强的。城市经济发达，是各种技术创新的中心，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便于管理等，可以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术支持。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潘家华看来，低碳与每个人密切相关，而且符合经济理性。低碳的经济理性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即理性预期、风险规避和收益最大化。潘家华解释，正如人们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并不见得是当下最好的选择，而二三十年之后，却符合人们的预期。再就是风险规避，每个人都不想过夏天被灼烧的生活，那就从现在做起，低碳生活，减少排放。
“气候变化关系着每一个人。因此，要研究一些更好的方法和策略，提升人们的科学素质，增加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让持有不同观点，或保守或激进的人们都从自身做起，关注环境，减少浪费。”IPCC第二工作组副主席Stuart Mark Howde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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