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给那些盗贼“下订单”？
“西方文物比中国文物失窃情况更严重”
“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品如何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被肆无忌惮地盗走？这是一个阴谋吗？这是对多年前宝物被掠夺的复仇？史上最大胆的艺术犯罪浪潮背后是中国政府吗？”总部位于美国的GQ杂志以这样一长串十分抓眼球的问题作为其8月一篇报道的导语，引出一系列文物失窃案：2010年，瑞典卓宁霍姆宫中国馆藏品失窃;一个月后，挪威卑尔根KODE博物馆被盗走56件中国藏品，2013年，该博物馆22件文物再度被盗;2015年，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22件珍贵藏品在7分钟之内被盗。GQ强调，这些盗贼的目标都很明确——中国馆。报道援引瑞典警方的话称，盗窃行为看上去是“精心谋划的”，怀疑是“按外国政府指示进行”。
接下来，这篇文章频繁提及保利集团，努力渲染这家中国央企有“军事情报”“军火销售”背景，称其“几十年来一直跟共产党合作”。众所周知，保利集团因其从2000年开始的一系列海外文物回归行动引发关注，其中以抢拍圆明园兽首最为著名。“我们可以通过多个渠道追回圆明园兽首，参与竞拍只是途径之一。”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蒋迎春在北京接受文章作者Alex W. Palmer采访时说的这句话，被后者引申为“其言下之意是，方法不重要，关键在于结果——文物必须回到中国”。
蒋迎春接受采访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对方的采访时间在去年11月，“当时他们通过什么理由申请采访，现在印象不深了，大概是想探讨圆明园兽首和海外文物回归的情况”。保利集团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他们很热情地带Alex W. Palmer参观保利艺术博物馆，没想到对方却写出充满恶意的文章。蒋迎春说，保利文化将保留追究GQ杂志网站法律责任的权利，“此文暗示文物被盗跟中国有关，纯粹是无中生有、无稽之谈!”
“世界各地博物馆发生失窃案由来已久，西方文物比中国文物失窃情况更严重。”蒋迎春对记者说，被收藏在各地的中国文物很早以前也被盗过，只是数量不多。现在数量增多，主要原因是来自东方的市场需求增大，导致中国艺术品价格提高。“中国艺术品回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导致中国人购买力激增。海外的中国艺术品过去主要由欧美人收藏，现在更多是中国人收藏。”
为证明失窃案与中国有关，GQ语焉不详地提到一个细节：KODE博物馆失窃后，挪威方面得知其中一些被盗文物“在上海机场展出”，“挪威官员担心破坏与中国的微妙关系，什么也没做”。
对此，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阳27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就算文物在国外失窃后流到中国境内，那么在侦查期间完全可以申请调回，或者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协调，但对方却没有这样做”。还有一种可能是，很多中国文物都是成对的，甚至一套好几件一模一样，不能随意认定在中国展出的就是欧洲国家博物馆失窃的文物。
除了暗示欧洲博物馆失窃与中国有关，GQ文章还称，中国的新精英也在帮助追回文物：“突然之间，这个国家不断壮大的亿万富翁俱乐部成员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购买文物。对他们来说，购买中国艺术品不仅可以炫耀其财富，还可以彰显崇高的爱国主义。”
对于这段带有浓浓“酸意”的文字，蒋迎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人更热衷于艺术品的收藏肯定是个趋势，而且爱国主义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应该提倡和推崇，这一点没有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
国际艺术品界严防中国学者、收藏家？
“没有一个博物馆对中国文物回流有警惕”
GQ文章还提到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阳。刘阳多年来专注于研究圆明园流散文物，有媒体评价他说：“圆明园的流散文物有哪些？究竟散落在哪里？除了刘阳，可能再找不出第二个人去认真调查这件事。”但GQ提到他，则是为了说明国际收藏界都在“严防”中国学者。
“2009年，北京宣布向欧美各个机构派遣‘寻宝队’。”GQ描述说，“一个8人团队抵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当该小组就展出的艺术品进行询问并讨论时，刘阳穿过博物馆长廊，寻找可能认出的物品”。GQ声称，刘阳以热衷于对中国丢失的宝藏进行编目而“恶名昭著”。这次中方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后没有发生事件，然而不久之后，“狩猎”便在欧洲开始了。
“我记得那次美国媒体从机场开始就跟踪我们。”刘阳对《环球时报》记者谈及此事时显得十分无奈。“其实就是一次普通的学术考察，我是想为圆明园文物的研究补充资料，却被媒体写成了‘官方派来的调查员’。”
GQ还举了其他例子。比如2015年枫丹白露宫失窃案发生30分钟后，工作人员给刘阳打电话，用不流利的中文说道：“这些艺术品在你的书出版后就被盗了……你注意到其中的联系了吗？”此案发生不久前，刘阳出版了第一本记载圆明园文物目录的书。还有英国华莱士博物馆，GQ称，这家博物馆在刘阳到访后不再展出他曾询问的作品。“那是一对清代乾隆‘金瓯永固杯’，当时博物馆不展出是因为要重新布展，现在你去他们的官网看，杯子又重新展出了。”刘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综合上述例子，GQ文章这样评价西方收藏界对中国人的态度：“有些人坚持自己的立场，争论他们收购的合法性，或向中国人宣传在国外分享其文化的价值。其他人则悄悄地将一箱箱艺术品运回中国，希望避免与小偷或中国政府发生麻烦。”
“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跟很多西方博物馆合作过，比如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等，也有一些大学博物馆邀请我们协助他们做研究、做文物修复。这些都很正常，从来没有一个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回流有抵制或警惕。”蒋迎春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描述海外博物馆对中国同行的态度。
“国际收藏家的态度则更特殊，这些人都是真心喜欢中国艺术品的。他们并非对中国人有偏见，而是对中国收藏家资金迅速充裕、常花大价钱让西方收藏家难以竞争的现实有点沮丧，他们绝不会认为中国人会去抢、偷。”蒋迎春说。
Kevin Whong就是一位喜爱中国艺术品的国际收藏家，他是美国一家500强企业的首席财务官。“GQ这篇文章让我感到震惊。”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认为中国政府不会接收任何非合法来源的艺术品，因为将被盗文物带回国是不光彩的，“任何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篇文章的催眠与暗示”。Kevin Whong表示，GQ应该质疑那些调查盗窃案的当地执法部门，这些事件的任何正式结论都应来自他们。“如果GQ有线索，应该向当局提供信息，而不是在没有任何逻辑的支撑下做出这种含糊的指控。”
如何看待海外流失文物引发的争论？
中外存在明显的认知偏差
中国文物流失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国家文物局28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用“世界上文物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来形容。据介绍，流失文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等西方列强从我国劫掠的文物，以及斯坦因等人以“文化考察”等名义在我国的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盗窃盗掘的文物;二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从我国盗窃、盗掘和掠夺的文物;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被盗窃、盗掘并走私出境的文物。
那么，中国人对海外流失文物的感情是否如GQ文章所暗示，只是为了迎合爱国主义？27日，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艺委会顾问赵榆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讲起了他身边的故事：2013年，法国皮诺家族退回两个兽首给中国，赵榆当时被邀请去电视台做节目。他回到家后得知，外孙女听节目里说鸡首、羊首等兽首还没有下落时哭了起来，因为外孙女属鸡，她的妈妈属羊。
“这是最朴素的民族感情，7岁的孩子都懂，我们这些学者能不痛心吗？”赵榆说，2000年左右，他到法国的图书馆去查《圆明园四十景图》，还要申请、付钱，“自己的东西被人家抢走，要去看一看还得花钱，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赵榆的伤心也源自他深知海外流失文物追索的困难。国家文物局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目前，国际流失文物追索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防止和禁止文化财产非法贩运及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年公约)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1995年公约)。“但是，由于国际公约在约束力、溯及力等方面的限制，中国在文物追索过程中面临诸多法律障碍。我国文物流失时间跨度长，流失背景多样，少部分近年来非法流失文物可根据相关国际公约进行追索，而历史上因多种原因流失的文物，则较难直接适用公约开展追索。”国家文物局表示，目前，流失文物回归的主要方式包括国际执法合作、国际民事诉讼、外交谈判、友好协商以及购买捐赠等。
即使文物回归困难重重，中国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据国家文物局向《环球时报》提供的数据，2008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成功追索了30余批次近4000件套流失文物。例如2008年，通过民事诉讼从丹麦追索156件出土文物;2011年和2015年，通过执法合作促成美国政府分两批返还36件走私文物;2015年，通过外交谈判促成法国政府返还32件被盗文物等。
对海外流失文物所引发的争论和研究，应该抱有怎样的态度？刘阳认为，学术界一定要系统地研究每一件文物流出国外的来龙去脉，进行更多考证。“现在国内很多人一提到中国的文物出现在欧洲，就认为一定是被抢走的;而西方一些媒体则总在宣扬中国强大了，要来抢回文物了。这些都是不严谨的。”刘阳表示，与此同时，中西方艺术品界之间一定要做到尽可能多地沟通交流、交换信息，而不是一见面就有一种“你欠我、我欠你”的感觉。
官方空间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